刘振坤，男，1930年10月生，1949年10月入伍，195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6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广州军区部分团级干部一起受到毛主席接见，1976年5月转业，先后任益阳县二轻局副局长、公交办副主任、县纪委副书记等职，1991年退休。

图为刘振坤为老年朋友授课

1978年10月，也就是纪委恢复重建的那一年，我当选为益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次年春任纪委副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工作了8年，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也得罪了不少人。

令人欣慰的是，因为我处理案件从来不徇私，有人送了我一个“刘青天”的外号。其实我清楚，这是人民群众对我的厚爱，但我更明白，这也是人民群众的一种期待，希望纪检人能够像“包青天”一样秉公执法，刚正不阿。

我任纪委副书记八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一直主持工作，但我不是县委常委。

一次，我收到举报，称一位分管宣传工作的常委以审查光盘为名，私自带人观看淫秽录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决定找他谈话，对他开展批评。

为了防止他借口行使正常审查职能逃避责任，我和同事们前期进行了不少调查工作，查明了他带了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观看了什么淫秽录像。我进行监督执纪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听说我要对这位常委开展约谈，一位了解我性格的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人家是县领导，你不要那么较真哪，提醒一下就行了，不然……”

但我坚定地认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就是对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不管他是县委常委还是一般干部，只要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受党纪约束，接受纪委和人民的监督。

果然，我约谈这位常委时，刚提到他的问题，他就轻描淡写地说只是进行常规审查，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并对我的“以下犯上”流露出惊讶和抵触情绪。

我诚恳地指出我党重建纪委，赋予纪委的一项职责就是监督同级党委的党风党纪，推心置腹地指出领导干部更应该带头遵守规则，同时拿出前期取得的相关证据，让他辩无可辩，最终他承认了错误，作出了检讨。

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一位常委对改革开放认识上有偏差，拒不执行地委决定，抵制地委部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地委领导多次找他谈话，他仍固执己见。我接受了地区纪委交代的任务，几次约谈这位常委，最终让他改变观念，认真执行了上级决定。

我这样做，引来了不少人议论，有的说我这个人太直，有的说我不圆滑。但我认为，纪委不是领导个人的纪委，而是党的纪委，我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应该担起责任，力争为党的事业、为端正党风多做点工作，努力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纪委的职责，除了监督、执纪，更注重预防腐败教育工作。当时，我坚持党性教育开路，及时将党中央和中纪委等各级的文件及会议精神传达好，并认真贯彻落实，同时利用身边的典型案例教育党员干部，正风肃纪，对党员干部实行严管，强调事前预防。

当然，除了严管，还要厚爱。我这里讲的“厚爱”，其实是指处理上要从宽，要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原则。

一次，县纪委收到举报，说一位区社教队负责人邓某某（系抽调的一名副局长）违纪，经常请假回家，逾假久不归队，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家里，应予处分。经查，情况基本属实，但也事出有因，他妻子摔断了腿不能动，两个孩子要读书，家里无人照顾，故而请假多逾假也多。找到原因后，我找他谈话，指出他的错误，要求他做出检讨。

地委社教工作团撤回了对他的处分意见后，这位从不低头的硬汉子流着热泪说：“感谢纪委的关心爱护，我一定努力为党多做工作。”之后，我建议他们单位调换另一位同志去搞社教，让他回单位上班。这样，他就能兼顾工作和家庭，区里的社教工作也不受影响，皆大欢喜。

我认为，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干部犯了错误走了岔道，党组织就有义务治病、救人，帮其校正人生航向，回归正确的轨道。在我任期内，很多干部被约谈或者受到轻处分后，工作反而更积极了，也有很多人得到了提拔重用，他们都非常感谢纪委及时拉了他们一把。

刘振坤的立功证书（1950年）

我是一名有66年党龄的老党员， 1949年入伍参加解放战争，从广东、广西一直打到海南岛，受过伤流过血，见证了共和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的繁荣昌盛，深感今天伟大成就的来之不易。我马上就要满90岁了，希望我们的纪检干部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祖国的安定团结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