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1917年8月出生在益阳县（今赫山区）泉交河镇。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刘光随周恩来奔赴充满着“乱石和烂泥”的大后方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后任青年组组长，指导国民党统治区西南各省的革命青年运动。

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反动派到处捕人杀人，青年们不但对国民政府绝望，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也持悲观和冷漠态度。如何重振消沉者的抗日救国意志？如何说服急性者不要瞎闯？怎样给迷路青年指明方向?面对这一连串紧迫而复杂的问题，刘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明确指示，要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

于是，刘光和青年组在原来“联系网”的基础上，开始在重庆地区进行“据点”的建立工作。

刘光指出，“据点”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是我们党在广大青年中进行工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桥梁”，“同时它又是没有固定组织形式和纲领的地下工作单位和细胞”。

刘光和青年组就是通过这些“据点”，巧妙地进行党的工作，积蓄革命力量。在几次“反共高潮的前后，政治气温最低最冷的时候”，在许多没有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单位和地方，正是靠“据点”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斗争。

周恩来对“据点”工作非常重视。他在1942年5月25日致电中共中央青委时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指‘据点”核心成员）150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青年），已建立‘据点’四个。”电文中还说:“今后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工作。”

在刘光的努力下，到1942年底，重庆地区已发展建立了沙磁区（中央大学）、北储区（复旦大学）、朝阳学院、世界语学会、职业青年、农村青年等9个“据点”，核心成员已达250多人。而每个“据点”，还在许多单位发展了核心成员。刘光和青年组定期轮流与核心成员联系，商讨布置工作。1943年9月，刘光在红岩主持了一次有青年组成员和重庆地区一些“据点”负责人参加的学习会。他在会上总结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要求“据点”把青年关心的就业、求学、生活、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迫切愿望集中起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和社团组织起来，团结在“据点”周围，以壮大革命力量。刘光主持的这次总结和交流经验的会议，不仅给“据点”负责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对于“据点”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秋和1945年初，刘光和青年组又举行了同样而有新内容的会议，许多其他地区的“据点”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据点”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到1945年春，青年组在重庆地区已建立“据点”48个，核心骨干分子近1000人。在沙磁区，除以中央大学为主干以外，还联系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专、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四川造纸印刷学校等单位;北储区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还联系了江苏医学院、歌剧学校、乡村建设学院等单位。这期间，在成都、昆明、乐山、江津、宜宾、三台、遵义、赤水、城固、兰州等地，也都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据点”或积极分子。

大后方的青年工作，经刘光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艰苦努力，已经积蓄了相当力量，正如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9周年大会上所说，重庆等地大后方青年运动已蓬勃开展起来，“这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从“联系网”到“据点”的发展，刘光为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新高涨，打下了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把大后方的青年运动一步步推向高潮。因此，周恩来每回延安总是夸赞刘光。刘少奇也在一次报告会上，把刘光称为“好干部的典型”。

刘光由于繁重紧张的工作，积劳成疾，于1946年7月16日不幸逝世，时年30岁。从1946年7月18日起，重庆《新华日报》一连7天刊出为刘光举哀的《讣告》。吴玉章在《新华日报》上刊发悼词，“刘光同志坚忍沉毅，做事踏实，生活刻苦，为群众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特别为青年群众所热爱。今不幸病逝，实为我党我国之一大损失。”这正代表了党组织对刘光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