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1908年出生在益阳县谢林港清溪村（今高新区谢林港镇）。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出版的《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编审处负责人、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周立波响应党的号召，回到益阳县桃花仑安家落户，帮助群众建立合作社。他虽然是大作家，但从不搞特殊，事事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他回乡体验生活时，桃花仑乡政府在瓦窑村给他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清静的房子，还安排了炊事员。第二天，周立波对乡党委书记陈清亮说，“我想搞点自力更生。”陈清亮说:“市委有指示，要保证你的物资供应和创作时间，不必自己费力。”周立波解释说:“常话讲‘居安思危’，我现在住这样安乐的地方，无危可思，我们要常想想延安精神。当年在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领导都是自己种菜喂猪嘛。”一席话说得大家无话可说。后来，他住到竹山湾，与贫农邓益廷（《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的原型）做邻居。他自己在每天早上和傍晚，到菜园里浇菜泼粪，锄园挖土。从安全角度考虑，上级专门为他配了一名挎着短枪的“警卫员”。那位“警卫员”又特别负责，整天跟在周立波身后转。这使周立波感到了与人民的距离，他多次向上级提出“抗议”。他说，在东北搞土改时，周围有土匪他都不怕，现在解放了，生活在人民中间，没有比这更安全了。他不要组织特殊的保护和照顾，只想跟人民挨得更紧一点、更近一点。最后，上级只得把警卫员撤回了。

回乡后，周立波先后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当时会议较多，周立波逢会必到。而农村一般是晚上开会，迟开迟散。乡干部见他眼睛高度近视，晚上很不方便，想照顾他不必逢会必到。

有一次，天气骤变，下起了暴雨，乡党委书记陈清亮就派人对他撒谎说会议改期了。第二天，他知道会议风雨无阻地召开后，恳切地对老陈说:“刮点风，下点雨，怎么就考虑照顾我呢？那今后的照顾就会多了，会把我照顾得特殊起来。一特殊就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如果要照顾我，今后就照顾我多深入生活，多接近群众吧。”从此，乡党委无论什么情况开会，都通知他，他也从不缺席。

周立波回乡后经常参加农业劳动。在他的床栏杆上，搭着一条浅蓝色围巾，围巾上还带有溅满的泥浆，这是周立波劳动时围在腰上的。“我常常围着这条腰围巾，每天和群众一道搞生产。虚心诚恳地向群众学习，这样，人们就会无拘无束地和你交谈，把你当作知心人，你就会变成群众中的一个，生活在他们的当中。”刚开始挑三、四十斤的担子，他感到腿软肩痛，后来挑百十斤，健步如飞。“双抢”季节，他和社员们一起，在烈日下割禾打谷，背上晒起麻辣火烧的水泡。一次在扯田角草，使劲过猛，摔倒在田里，社员看他一身泥水，戏笑他成了“泥牯牛”。他却风趣地说：“我要真像条牛才好，鲁迅先生教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嘛！”

周立波把自己看作是普通一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正月里，村里耍龙灯花鼓，首先去他的住宅。他和大家一起看龙灯，放鞭炮，高兴得哈哈笑。村里的婆婆姥姥知道他爱吃煮鸡蛋，常常煮了鸡蛋给他送去，说是让他晚上“压劳”（充饥）。他推辞不要或折钱相抵，常常惹得老人们生气。他就利用外出的机会，买回良种鸡送给她们养，老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周立波看来，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是出好作品的前提。一般地深入和学习还不够，必须是扎扎实实，老老实实。他说：“搞文学创作，我们益阳人有言：草鞋冒样，边打边像。系统谈经验，我一时谈不上来。讲切身的体会嘛，自己倒还有一点。我觉得作家记者，要想自己笔下出好的作品，就得扎扎实实深入生活，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