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 这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实名举报原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的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诗中反映出这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坚持反腐、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

“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这位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思考的是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通“直言”博客，每天更新举报内容，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同云南地区的腐败势力作斗争，为云南省的清明政治环境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赢得了云南人民的衷心爱戴与敬仰。

中国自古就重视反贪污腐败，是创立和执行惩处官吏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从秦开始的历代专制王朝，统治者几乎都想通过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来约束官吏，从而实现廉洁政治，主观上绝不希望腐败到皇冠落地。尤其是朱元璋，先后敕编《辨奸录》、《永戒录》、《醒贪简要录》等鉴戒书十数种，为反腐倡廉而编书之多，为历代王朝所罕见。前后四次发动反贪运动，全国官员逐个过关，连他自己的老部下朱成亮、女婿欧阳伦都未能幸免，可见反腐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办法之多、惩处之严。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为民请命、敢于与贪官污吏作斗争的官员，宋代包拯、明代海瑞最为著名。包拯为官30载，始终不失其志。他为人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嫉恶如仇。他从不为讨好上司而笑脸相迎，被人称为“笑比黄河清”。为了惩治赃官污史在给皇上奏书《乞不用赃史》中，指出赃官污史得不到惩治，主要是因为官官相护或皇恩所佑，主张以法治奸永不启用。对仗势枉法的贵戚宦官，他毫不留情地上疏弹劾。对大贪污犯，祸国殃民的高官。一次奏本不果，就一连数次奏本弹劾，直到受到制裁为止。他忠诚的执法，不管你是官还是民谁犯法都不行，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有名的陈州放粮，他的亲侄克扣皇粮，花天酒地不顾灾民死活。他大义灭亲，一到首先把他铡了。

海瑞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极力革除弊政，整肃风纪。他给明神宗上疏，说他“衰老垂死，愿比古人尸谏之义”。并说：“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海瑞竭力主张恢复明初严惩贪污的旧法，使官僚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始终保持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公仆本色，绝不容腐败。井冈山治贪，中央苏区惩贪，延安时期斩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杀贪不留情。1952年2月，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全党，提高了全党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也形成了以后几十年的风清气正。正如原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所言：“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制度和惩治两个方面来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很好但门没关住，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铁腕反腐、涤荡“四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周永康、苏荣、徐才厚、谷俊山、何家成、蒋洁敏、白恩培等55名中管干部被查处。其中白恩培就是杨维骏老人举报的。

俗话说：民不与官斗。坚持反腐、举报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是存在极大的风险的，甚至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像杨维骏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老人也曾受到过威胁，民间反腐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普通商人何海生“为了净化海南的司法环境”，像疯子一样反腐。他将许多腐败官员拉下马，却最终蹊跷地死去。陕西宁陕县民间反腐人士柯尊年实名举报副县长等人公款旅游之后，住所常遭不明身份的人包围，以致他每天出门都头戴钢盔、手拿擀面杖防身；海南省亿万富豪孟克非为举报举报的涉贪官员、原海南省科技厅厅长刘须钦而花掉了至少1000多万元；郭光允把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换来的是举报8年，入狱3年；江苏小学教师顾汝汉８年来义无反顾，将江苏淮海农场原场长叶秀河送进监狱，承受着各种打击报复：停发工资、解聘、开除公职，甚至妻子丢掉工作，全家负债累累，自己沿街乞讨。 沈阳72岁的离休老干部周伟，因为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换来两年劳教，慕、马彻底倒台后，周伟老人才被提前从劳教所释放。

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不能任由蠹虫繁衍蛀蚀，否则就会枯萎；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不能任由腐败滋生蔓延，否则就会衰亡。反腐败关系民心向背，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严重的腐败往往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经济停滞、社会溃败。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加大反腐败力度，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及权力制约机制，让正义得到伸张，营造良好改革发展环境。这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抉择，也是顺应民意的必然选择。